“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2010上海世博会的宣传口号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2010上海世博会的宣传口号。在全国轰轰烈烈宣传世博会的时候，在对这一口号耳熟能详的时候，在认为城市生活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不禁要问，对于熟悉的城市，我们究竟了解多少？

　　当人们一旦习惯了某样东西，往往就丧失了去了解和探究这样东西的兴趣，比如说城市。城市并不是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存在，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城市？有多少种城市？城市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哪些好处，哪些危机？读过郑也夫撰著的《城市社会学》之后，我们可以了解城市那不为我们所熟悉的一面。

　　这本书有三个特点是我非常欣赏的，其一，通俗平易的语言，这应该是郑也夫的风格之一，《信任论》女主科技强国类爽文、《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也具有同样的风格；其二，坚实的理论基础，使这本书具有了不同于通俗图书的深度；其三，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体现出了学术本身道不远人的价值。研究学问女主科技强国类爽文，无非就是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进而能够解决周围的问题，这一点对于社会科学更为重要。这三点分开来看，都不是难点，但是能够综合到一本书上却是非常不易，平易的语言很难表达出深刻的理论，而深刻的理论往往容易陷入到远离生活的抽象世界中。做学问难，能把学问做活，更难。

　　在《城市社会学》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城市的产生过程。作者认为王权是城市产生的主要推力。城市出现之始，即使从平均的水平上来看，人类社会还不足以支撑手工业的兴起，但是由于王权的存在，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开展科技活动周总结科技带来的弊端例子。这就使得统治者有足够的财富来享受其他服务，从而吸引了农业之外，其他行业的人来王权周围定居。城镇因此出现了。这一点参照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城市一定是中心，以各级衙门所在地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但是为什么西方的城市看起来都是以商业为中心呢？作者通过简明的证据说明，在罗马帝国末期，北方蛮族入侵之前，西方的主要城市与王权也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蛮族把西方原有的文明洗刷殆尽之后。城市从此衰落了。因为封建王朝的首府都设在了乡间，不过贵族在城市里还拥有着城堡。衰败的城市只能由教会来守护。随着经济的好转，商人阶级出现，并渐渐地聚集到城市的附近。但是由于商人地位不高，贵族们不许商人进入城市居住。商人们只好住在城边，人慢慢地聚集多了，人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在原来的城墙之外，又修建了一道城墙，形成了外城。随着商人的财富越来越多，贵族势力的日渐衰败，越来越多的贵族把内城的城堡卖给了富裕的商人，返回乡村。这样，城市就逐渐从王族转移到商人的手里。

　　城市中世俗生活的恢复，以及管理上的真空，要求来此谋生的人自己管理自己。商业行会中的首领，或多或少地承担起了一部分行政工作，富裕的商人摇身一变，成为了城市的管理者女主科技强国类爽文。

　　在此，作者又联系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同乡会，以说明行会与同乡会的区别，以及他们在城市中起到的不同功能。在当时的西欧，奴隶是不允许自由流动的，如果能够逃亡到城市，并且3年内不被发现，奴隶就可以获得自由民的身份。因此，逃亡的奴隶不会宣扬自己从哪里来，以减少被抓到的几率。但是在中国，人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一个地方的人为了减少当地人对自己的歧视，避免不公正的待遇，更愿意结成同乡会，为同乡的举子、商人和其他人提供帮助。

　　作者在本书中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国外关于城市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人物，还联系中国的现实，介绍了中国独特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与此有关的独特问题和现象。为什么会产生户籍制度？为什么当年的人们那么重视城市户口？

　　户籍制度的产生原因有很多。在作者解释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城市化的问题时，对户籍制度的产生原因提出了两种解释。其一，要减少消费，首先发展重工业。由于掌权者的目的是要工业化，要实现强国梦。为了提高发展的速度，掌权者首先考虑重工业，重工业是国家的基础，基础打结实了，轻工业不就更好发展了嘛。在计划经济下，不可避免地割裂了生产和消费，只有少消费，多积累，才能结余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再投资。重工业产生于城市，而城市只有保持很少的人口，才能减少消费，户口制度由此产生。另一种解释，在计划经济时代科技带来的弊端例子，由于生产效率低，物质资源有限，因此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的消费要求，那就是城市人。为了保护这部分人，只好选择户籍制。

　　当年的知青之所以做梦都想回到城市，重新获得城市户口，并不仅仅是因为对出生地的感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户籍与特权和补贴挂钩。这相似的一幕，在朝鲜还依然存在。据朝媒体称，在不久前的世界杯上，由于球员郑大世表现优异，朝鲜政府给了他很多奖励，其中最具力的一项奖励就是解决平壤户口。为什么一个户口这么重要？因为户籍与能享受的国家分配直接挂钩，对于朝鲜人来说，贵比黄金。在当年的中国，户籍制的背后，是一个票证大系统。它通过票证来分配有限的资源。当年，票证是有价的。为什么有价？说明政府的收购价低了，是照顾了城市人，剥削了农民。近些年，政府一直号召城市反哺农村，重视“三农”问题。一方面是为了全国更均衡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农村在国家发展之初作出的贡献予以补偿。

　　在当今，户籍制度产生的最直接问题，就是城市农民工的问题。作者援引2006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结果，以采矿业为例，农民工的比重是65.7%，采矿业真正上岗的工人中，农民工可能占80%～90%，乃至更多科技带来的弊端例子。也就是说某些工业领域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农民。按照工作的类型来看，他们应该属于产业工人，但是从户籍的角度来讲，他们又是农民。因此，只得产生了“农民工”这一词汇来形容这类人群。农民工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城市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作者认为，这种歧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来城市打工只是半合法，没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在2003年国务院废止收容遣送之前，农民工随时有可能作为“三无”人员被遣送回原籍；第二，没有城市户籍，农民工在择业上受限制，而且不能；第三，同工不同酬，同工不享受同等的权利，被拖欠工资的事时有发生；第四，子女入学问题开展科技活动周总结，城市的中小学只为具有城市户籍的人提供教育的位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在付出了辛苦努力之后，为什么还会接受这么低廉的工资呢？作者认为，原因在于这一代农民工的参考系。他们的参考系不是一起工作的城镇工人，而是依然生活在农村的亲戚朋友。相比于他们，农民工的工资还是可以接受的。此外，作者还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在城市长大的农民工子女，不会再把参考系定在农村，而是直接与城市的同龄人作比较。由此，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一旦廉价的劳动力不再，中国的经济又如何保持快速的发展，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户籍制度是存是废的问题，作者给出了多种观点，以供参考和讨论开展科技活动周总结。

　　对于改造城市贫民窟，作者也另有一番看法。他并不认为贫民窟和繁荣的大城市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没有哪个大城市能够为所有人解决住房问题。城市本来就是多元化的，城市不仅属于富人的别墅区，也同样属于穷人的棚户区。对于贫民窟，作者认为政府应该适度容忍。

　　去年，唐家岭的“蚁族”问题充斥着媒体的头条，随后，又传出唐家岭新城的改造计划。对于“蚁族”来说，这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还很难说。唐家岭的房子并不属于“蚁族”，而是属于“土著”。即使是廉租房，也要比原来房子的条件好。以租房为生的房主们，是不是愿意把新房子还按照原来的低价租给“蚁族”们呢？如果廉租房不够多，而且肯定是不够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蚁族”们又失去了一处还离市区不很远的居住地呢？正如作者说的，什么采光、人均密度，对于贫民窟的人来说，都是奢侈的。只要有电，有上下水，有煤气灶，就可以了。

　　此外，作者还谈论了城市中公共空间、垃圾、交通和水危机问题，从各个方面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认为熟悉的城市，是一本既可以当做知识类，又可以用于消遣的城市学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