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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建设、引导科技向善发展是中国科技实现高质量发展、保持全方位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建设、引导科技向善发展是中国科技实现高质量发展、保持全方位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路径选择方面,科技发展与伦理治理并行不悖,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局立场出发,以伦理治理促科技创新,通过伦理治理实现弯道跨越,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022年3月,国家科技部通报了一批教育、医疗机构科研诚信案件处理结果;2022年7月22日,《Science》发文披露,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神经学家Sylvain Lesné于2006年在《Nature》发表的一篇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的开创性论文涉嫌学术不端。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不良商家利用大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欺诈老客户,违背商业伦理,扰乱市场秩序,也使“大数据杀熟”成为流行语趋势杀毒软件安卓。
以上事件都指向一个共同问题:随着现阶段新兴科技的加速发展,随之引发的一系列科技伦理问题也愈发突出。现阶段我国科技伦理问题频发,一方面是世界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也与长期以来中国科技发展的后发特征和伦理环境密切相关。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初期,新发现新发明的不断涌现使得人们目不暇接,科技活动的负面效应尽管偶有呈现,但基本都被淹没在科技成果的浪潮之下。
随着科学职业化的日益深入,科学技术开始以第一生产力的特殊形态,成为对人类福祉和社会进步起促进作用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科学研究也受到社会的广泛推崇。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给生产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逐渐引发更多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和氢弹爆炸所显示出的巨大破坏力,使人们特别是科学家和思想家们改变了以往对科学完全正面评价的态度,开始对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隐藏的风险感到担忧。
1955年《哥廷根宣言》《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迈瑙宣言》先后发表。3个宣言都严肃警告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敦促各国政府放弃以武力作为实现目的手段,表达了科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在1964年成功引爆第1颗的同时,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应该是中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对科技伦理积极运用的一次重要尝试。
近代科学发端于西方,随着中华农业文明的日渐式微,西学东渐使得近代科技逐渐在中国萌芽生长趋势真正含义。1924年,中国出现首个国际发文高峰,此后因战乱影响,中国科学论文的国际发表状况亦波折反复,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技才迎来全面的蓬勃发展。
为尽快追上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SCI等量化评价标准也陆续引入国内,并逐渐成为国内科研成果绩效评价的“金标准”,影响因子的高低一度成为评价科研工作者成绩优良的首要参考。这种一切以论文发表和简单数据指标为导向的评价机制,势必引发少数缺乏科研伦理素养的研究者忽视科研诚信,顺势而为甚至铤而走险。
由于发展中国家现代科技的后发劣势,以及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不尽完善,我国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伦理倾销或伦理避险的首选之地。
发达国家基于工业化发展逐步形成的科技伦理及治理规范,不但和其工业社会的价值观融为一体,也和传统儒家的伦理观存在天然差异。
以中国人普遍推崇的“中庸之道”为例,有专家研究发现:中美医生都理解获得研究参与者知情同意的必要性、提供参与风险描述的必要性以及研究参与的自愿性质;但在回答是否会举报剽窃行为时,美国医生中95.7%做出了肯定回答,而只有41%的中国医生选择了肯定回答,即使剽窃者是导师,美国医生表示仍然会举报,而中国医生这样做的可能性则相对较低。文化环境的不同导致对科研诚信的认知与应对也呈现显著差异。
同样的差别还体现在对隐私问题的认知和处理上,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公众更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和获得感的增加,对隐私的失去等问题往往显得不以为然或不尽关注,这样的伦理环境便更容易催生大数据滥用等一系列不道德行为的出现。
进入21世纪,生命科学迎来了大发展的黄金时期,网络时代的到来也不断催生新的前沿科技萌芽发展,按照物理和化学领域从成果形成到负效应集中出现的延迟规律推算,如果不对生命科学等新的前沿科技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加以预防,未来50~100年,就将可能会迎来生命科学以及其他前沿科技负面效应甚至灾难的集中暴发。挑战往往意味着机遇,如果以发达国家过往教训为鉴趋势真正含义科技兴国类金句,及时补齐科技伦理治理的短板科技兴国类金句,就可以少走弯路,实现科技高质量发展的弯道跨越。
本来,科技伦理治理应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和追求,但在现实环境下趋势真正含义,却可能演变成一国对他国科技发展无形卡脖子的手段科技兴国类金句,合理与无理交织使得后发国家难以匹敌、无从抗衡。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人类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的历史时刻趋势杀毒软件安卓,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建设,是中国科技高质量发展、保持全方位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的价值追求。
当前,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亟待厘清的问题之一,便是科技伦理治理与科技创新的关系问题。在发达国家全面制定实施科技伦理治理政策法规的大背景下,我们若仍奔跑在科技赶超的老路上,将来被卡脖子的可能不仅仅是科技趋势真正含义,还可能是发展的道义。
在启动研发之前,就对相应的伦理治理问题具有宏观的把握和理论性的认知,同步制定前瞻性的伦理治理规范,才可能使我们的科技创新和政策管理同步迈上新台阶,以全新的面貌参与到国际的竞争与合作中,实现伦理治理的弯道跨越。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指出,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科技伦理应遵循五大原则: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
科技伦理治理是指政府、科学共同体、企业相关利益者、社会团体和公众等科技发展的相关主体,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解决科技发展面临的伦理问题的持续互动过程。该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纲领性文件的形成,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也将迈上新的台阶。
既要伦理更要治理,并且重在治理趋势真正含义,对内是科学规范的本质需要,对外是取得科学发展主动权的前提条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文明古国趋势杀毒软件安卓,不但有义务而且也有责任为增进人类福祉而重视科技伦理治理,在卡脖子之后,进一步突破各种无形的卡脖子,促进人类科技向善发展,当前我国强调科技伦理治理的现实意义也由此而凸显。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要想真正取得科技伦理治理的成效,首先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能够在国际科技伦理治理的大格局下思考和认识种种科技伦理事件背后的现实原因。了解了科研不端行为的直接诱因,再基于治理路径,结合治理主体、治理环节、治理方式趋势真正含义、治理网络的多元协同治理理论加以治理才能有的放矢。
从治理主体角度,应构建立体的科研不端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多元主体包括政府、高校和研究所等各类研究机构、科研团体、科研人员甚至学生群体。只有政府、研究机构、科研团体、科研人员统一思想,才能汇聚各方监督力量,实现科技伦理治理多元协同的体系化建设。
从治理环节角度,科研伦理治理可分为事前预防、事中监管和事后惩戒等多个环节的系统治理。当前的重点应考虑进一步强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科技创新主体科技伦理治理的主体责任,扭转以前重科技创新轻伦理治理的偏颇局面。
从治理方式角度,需要建立法律规则、规范标准与自我道德约束相结合的多层次规范体系。《意见》明确要求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制度,提高科技伦理治理法制化水平。
从治理网络建构角度,可以考虑建立“科研诚信数据库体系”,共同构成科研诚信数据网络,建立从实验过程—投稿期刊—撤稿文章—警示案例全过程的可查询机制。尤其是对国际掠夺性期刊,国家层面可以考虑建立掠夺性期刊参考目录;同时将国内外期刊上由中国作者发表的被撤稿文章信息进行集成,形成“撤稿观察数据库”;研究人员如能将实验过程、实验数据按相关规则适时公布形成“可重复实验数据库”的公开平台,当文章发表后,该平台的数据便可供整个科学界核验,一方面促进科学进步,一方面形成有效监督。
目前,“中国科研诚信网”是由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服务中心建设管理的网站,用于发布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政务信息,若能对网站加以完善,添加科研不端举报监督和处理结果可回溯信息系统,常态化通报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就可以形成合力,保持威慑力,真正成为“发布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政务信息,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开展宣传教育的重要窗口”。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科技创新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中的作用毋庸置疑科技兴国类金句,而科技伦理治理是中国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
勇于直面新的科技伦理问题,积极应对挑战,加快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发展与伦理治理互为促进、协同并举,不但是中国科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克服种种“卡脖子”问题、开创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未来的价值优选。
因此,以伦理治理促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我们的科技伦理治理水平,以全球化视角和全方位思维的多管齐下破局前行,就一定可以通过伦理治理的弯道超越,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徐飞(通信作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与科学史、科学技术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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