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加剧，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加剧，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都在调整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数字人科技下载，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创新型人才则是我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人才培养新目标。创新型人才要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全球意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有些什么特点呢？

　　今年3月4日，总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联组会上指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加快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努力建设宏大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我国目前最急需怎样的创新人才，我国在人才创新培养方面存在哪些现实的问题，如何培养量大面广、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人才？记者就此专访了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教授。

　　《科学时报》：李校长，你好。现在人们对于“创新”这个词都已耳熟能详，但不同人对“创新”的理解差别也很大。你认为“创新”是什么？你认为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素质有哪些？

　　李培根：创新有很多层面。从诺贝尔奖得主到普通的技工都可以创新。有最高层面的创新，比如说诺贝尔奖获得者发现新的知识、新的理论。也有基层人才的创新，如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有个工人叫王洪军，他今年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全中国今年也只有99位获奖者，他是技校毕业，连大学也没有读过，却在轿车修复方面作出了技术创新，还将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书。中国很需要这样的创新型人才。

　　从上面提到的基层人才的创新我们可以看出，创新并不神秘，在不同的岗位都可以有创新。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到汽修工人，我们可以看出创新的本质，就是成功地做了别人没做或没做成的事情。

　　我有个观点：创新实际上是一个金字塔。以诺贝尔奖得主等为代表的最高层次的知识发现是创新金字塔的塔尖，塔尖下面还有应用发明、技术创新、集成创新等。从创新人才的分布来看也是这样越是基层的创新人才，量越大；越是高层的创新人才，量越少，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从1901年至今全世界就只有770多人。

　　一个国家当然需要处于塔尖的顶层创新，但没有大量位于塔基的底层创新做基础，它的整体创新能力是不可能达到塔尖的。当前中国不只是高端创新人才缺乏，就是在创新金字塔塔基位置的创新，如技术集成甚至在一般的工程创新能力方面，我们和国外的差距也很大，人才也非常欠缺。

　　创新型人才应具备哪些素质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从大学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来看，我认为一个合格的毕业生在离校时，一是应具备正确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设计一台机器，无论是概念设计还是总体设计，应知道要先从工艺开始考虑。

　　二是应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应包括对事物的质疑力和解决问题的构想力两个方面。他们要能够从我们习惯的世界中发现问题、提出疑问，同时又要善于提出可能解决问题的构想。他们还要善于从集体中、从生活中、从实践中去主动地、乐观地学习，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培养能力；要学会质疑，还要善于从别人失败的经验中选择正确的路径去学习，等等。

　　另外，协同力也是他们应具备的一个素质。现代前沿科学命题大多是由很多人协同完成。协同不仅是同学科学生之间的协同，还可以是不同学科学生之间的协同。

　　李培根：我们受到的制约很多。观念是一个方面。如关起门来办学，人才培养目标和计划不能和社会需求有效对接。

　　另外，我认为大学目前的分配制度是制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大学的收入分配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多元化。大学教师的收入由几部分组成，有国家支付的工资、学校的津贴，还有科研方面的合法收入以及其他一些收入。如果放任这种局面不去改变，今后会成为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很典型的现象是，最近这些年，很多单位的科研经费增长了好几倍，但相应的科研成果却没怎么增长，甚至创新型的成果还减少了。大学教授或研究者希望有更多的课题来增加收入来源无可厚非，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由此导致这些教授或研究者很难专注于某一项研究。收入的多元化甚至导致某些高校教师在教学方面的投入不足中国数字科技有哪些，这当然也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这一问题单凭某个高校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它需要政府层面系统地研究和决策来解决。

　　李培根：我认为首先在教育观念上需要改变。我们传统的教育是以“教”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而好的创新氛围一定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当然因不同学生的水平和程度的差异，做法上会有所区别，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能够做到以学生为中心的一定是创新氛围比较好的。对此，高校要引导教师转变观念，调整“指挥棒”，鼓励他们多花精力搞教学，尤其是想办法如何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潜能。

　　同时，我们的教育观念要更加开放。比如，工科大学要对工业界开放，让工业界人士走上大学讲台，不仅要让他们到大学开展讲座，甚至可以讲授某门课中的有关章节，尤其是其中实践性较强的内容。大学生也要到企业中实习，在企业中发现问题，与企业的技术人员协同解决问题。

　　教育观念的开放还包括鼓励教师走出去，到社会中去，到实践中去。比如，某些工科院系可以鼓励青年教师到企业中挂职锻炼。无论对学生还是对青年教师自己，这一做法都有莫大好处。

　　在培养方法上，我倡导通过学生的主动实践，引导学生“实学”创新。比较一下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可明显感到我们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的能力不足。产生这一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被动实践”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学生沿着老师制定的路线去完成实践任务，这样被动的实践窒息了学生的创新思维，难以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自然也就难以提升学生日后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引导、鼓励、支持学生主动实践，从实践中获得提升中国数字科技有哪些。

　　在我们学校，经过多次对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学生主动实践的内涵不断丰富，主动实践中国数字科技有哪些、实学创新正成为全校的一种风气，推动着他们不断地在实践中学习、不断地开展创新。

　　李培根：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学校通过推进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以及医科全程科研训练等，建立健全了大学生尽早进入实验室参与研究的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及早将本科生引入科学研究领域，培养其创新意识和能力，在全校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和主动学习、实学创新的风气，取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绩。

　　我校有十多个大学生创新团队和多个创新基地，他们的运行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虽然各有区别，但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探索实践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在今年的微软“创新杯”全球大赛中，我们的联创团队拿到了软件设计的中国赛区冠军，团队成员陈志峰获得了IT项目比赛的全球第一名。这个大学生创新团队基本上是从自发组织数字人科技下载、自力更生的状态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成员的动手能力、主动实践能力都很强。

　　我们电信系教授刘玉的“基于导师制的本科人才孵化站”Dian团队中国数字科技有哪些，则是另外一种组织模式。在刘玉的带领下，六七十个本科生常年参与科研项目的研究与开发，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成长成才。5年里，团队的科研经费从3万元增加到2006年的108万元，每年都有数篇论文在核心期刊发表。

　　我校的电工电子大学生科技创新中心在全国都享有盛名。2001年中心成立后，积极指导学生通过国际国内重大赛事厉兵秣马，使学生快速学习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在比赛中得到迅速提升。几年来，该中心获得国内国际重大赛事特等奖1项、一等奖25项；发表科技论文20篇，申报实用型专利3项。

　　电子系教授江建军等开展的“团队式研究型教学法及实践探索”，以国家基金项目作为牵引，将不同学科的学生分组，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开展电子学科的合作实验中国数字科技有哪些、课程设计和课外拓展。目前累计上课人数1500多名，完成研究论文20多篇、研究报告105篇。仅2007届学生就有5篇论文被EI、SCI收录的《功能材料》等期刊录用。

　　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方法和途径上，我们主张百花齐放，但根本的主线只有一条：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未来中国的创新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一代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李培根：不同学校应有不同的情况。比如英国、美国、中国的大学校长扮演的角色就都不一样。美国的大学校长需要在筹措办学经费上做更多的工作，对中国的大学校长来说，我们管理的内容要复杂得多。

　　但最核心的一点或者共同的一点，我觉得做大学校长要具有教育的内在理想。主要表现在他心目中的大学精神、办学思想和大学的发展战略。

　　近些年，在社会上和我国高等教育界及学术界，似乎存在着某种浮躁风气。大学对教育经费总量、论文数量、排名先后、专利数量等非常在意，学者的主要精力也从深入研究问题转向如何申请更多的项目和研究经费。在这样的风气下，怀有教育的内在理想听起来好像不合时宜，也不是很容易做到。但真正好的大学，一定要有长期坚持的内在理想。而在浮躁的氛围中，谁能够率先冷静下来，谁就能够在新一轮的发展中赢得先机。

　　一个合格的大学校长，至少应该看到5~10年后社会发展对大学的挑战，而他所在的大学又应该如何因应挑战。对于这些，应该有好的心态、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科学时报》：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很多领域都传来“人才过剩”的提法。有人认为，在学生就业这个难题都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空谈创新教育没有实际意义。你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协调？

　　李培根：我不认为目前真正出现了“人才过剩”的现象。目前的“人才过剩”只是一种假象。其一，有些“人才”期望值过高，其实很多地方需要人，但是他们不去；其二，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少了一些。这两者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过剩”。

　　我们在致力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同时，要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部分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因为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设计脱离了国情和自身的实际能力，目标过高甚至好高骛远。

　　在就业时，我建议毕业生不论大企业小企业都可以去，这各有各的好处。大企业分工细，专业可以不断提高，同时对大企业运作的认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深；小企业分工不细，你可以得到全面锻炼，几年后，或许还可以自己创业。要引导学生从基层工作做起。

　　顺便说一下，在实施创新教育中，还要大力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这方面国外不少大学做得很好。譬如说美国128号公路周边有很多高新企业，多数都和麻省理工学院有关系，显然它非常重视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硅谷和斯坦福大学也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华中科技大学的周围布满由它的学生创立的公司，能够形成“华中产业”的集群效应。有朝一日，就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对128号公路周边的高技术公司的贡献一样。

　　《科学时报》：近年来，香港高校在内地考生中热招“状元”考生，对清华和北大等高校生源造成冲击；过去是研究生走出去，现在是哈佛大学等世界著名院校纷纷开出有利条件吸引我们的本科生、高中生走出去这些现象能否看成是教育全球化对内地教育的冲击？请你谈谈对这种现象的看法。

　　李培根：我认为这些现象不会对内地教育构成冲击，但有一点我是非常赞成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大学的人才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培养出在未来国际人才市场上更有竞争力的人才。

　　我一直认为学生是学校最重要的“产品”，是大学的“名片”。从长远来看，影响一所大学声誉的最重要因素是它的毕业生在社会上的总体表现。我们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培养机会，让他们在社会上有尽可能好的表现，使他们能够适应国内外的跨国公司。我们中国的公司也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这些公司也需要综合素质更高的、具备全球化竞争力的人才。

　　另外，教育全球化的提法，我不太赞成。这个概念有些模糊。我大概知道这种观点的含义所在，但容易产生误解。可以提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但不要提教育全球化。实际上，各个国家的教育都有它的鲜明特色，也有它深深的民族烙印。

　　1948年生，湖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员。2003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81年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赴美国留学，1987年在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母校工作。曾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副校长，2005年3月起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一直从事机械与制造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曾为国家863／CIMS主题、国家863／机器人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国家863先进制造及自动化领域专家委成员，现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并担任教育部机械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发表科技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3部，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1项。1997年，获得国家人事部、教育部共同颁发的“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奖”；2001年，获湖北省政府颁发的“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2003年，获中央组织部等六部委联合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