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

　　编者按：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在深圳经济特区40周岁生日之际数字技术的利弊，华大基因CEO尹烨接受经济之声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系列人物访谈《进击40年》的专访，讲述了华大在深圳创业成长的故事。

　　尹烨把深圳与华大的关系用与菌群来类比——相互依存、互为因果，深圳鼓励创新，包容失败，华大也在这里创办了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以及我国首个国家级综合性基因库——深圳国家基因库，为深圳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经济之声：华大基因1999年创立，最初是在北京，也曾在杭州建立过研发中心，2007年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成立，开启了华大基因的深圳时间。为什么华大会选择深圳？

　　尹烨：华大为了做人类基因组，在北京成立。在十多年前，由于巨大的学术争议，我们就看哪个地方政府愿意支持，一路南下，最后感谢当时的深圳愿意给华大一个机会。2007年4月，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成立，当时有很多讨论，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是，这群人看起来不是疯子，就是骗子，目前看起来疯子的可能性大于骗子，不妨给他们个机会尝试一下。

　　尹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从大众的层面来讲，大家对华大有了更多的认知。华大在深圳十多年，成立了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它也是作为深圳市的十大新型科研机构之一，到目前为止，在《自然》《科学》这样的顶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总数已经超过了400篇。

　　华大基因也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当时的卫生部也就是现在的卫健委，还有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深圳国家基因库，这也是继美国国家生物信息中心、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和日本DNA序列资料库之后的第四个国家级的基因库。

　　华大基因也孕育出了我们今天的上市公司——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的7月14日在创业板上市，它现在的渠道已经布局到了全世界的100多个国家，我觉得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工作。

　　尹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从拿着样本到配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定这个病原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前后用了两周时间。这个过程中要用一种科研仪器——基因测序仪，它就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或者说这是一台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非常核心的底层设备。如果拥有了这个设备，同时又能够围绕这个设备去开发对应的软件、数据库、解读的知识库，我们就可以对人类的生老病死给出一些低成本而高准确度的数据信息评价。全世界能造基因测序仪的公司有三个国家，美国、中国、英国，而能做人类全基因组测序的就只有美国和中国。

　　尹烨：没错！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孕妇在怀孕三个月左右都要做“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像这样的项目在美国要1000美金，而在中国河北目前的价格是360块钱，而且还是政府全买单。“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快700万例了，至少占全球总检测量的25%，每4例就有1例可能是在华大基因做的。通过这些项目，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因为科技进步和普及所带来的福祉。

　　再换个角度去理解，我们国家如果想在精准医学方面，尤其是关口前移，从看病转向关注人民健康，我们就势必要把今天的很多医疗行为，包括早筛、早防、早治作为重点。而通过基因这个点切入，应该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经济之声：我们能够感受到华大基因来到深圳以后，获得了加速度的发展，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深圳成就的华大还是华大成为了深圳在创新方面的一张重要的名片？您怎么理解华大基因和深圳之间的关系呢？

　　尹烨：如果我们从一个和菌群的关系去理解，那么是菌群成就了还是成就了菌群？举例来说数字技术的利弊，一个100斤的人肚子里有大约有4斤的细菌，这4斤的细菌差不多有300多种，但是人人都不一样。比如我们喝酸奶，很大程度上讲也是为了能够让乳杆菌去更好地定植，乳杆菌就是一个健康人身体中的骨干菌。人类如果没有这个菌，你可能就天天腹泻，这个菌离开了人类，它也就没法生活。如果深圳是一个，在深圳生活的实体或社会组织都是其中的菌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一个城市就像一个细胞群落，它其实和这其中的任何一份子不存在谁先谁后，而是互为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

　　经济之声：现在来看深圳这个中成长的菌群都不错，都很健康优秀，也有更丰富的优秀菌群不断地涌现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深圳做对了什么？我们其他城市应当从深圳的发展当中学到一些什么？

　　尹烨：深圳有一句话是我来了以后印象比较深的，它强调的是这个地方鼓励创新，其实所有的城市都鼓励创新，但深圳还加了后面4个字——包容失败，在这地方失败很正常。

　　尹烨：当然也失败过，小的项目我们也有失败的，但是主流方向是对的，或者说在一次大的战役当中，我们也有考虑是不是可以缩短时间、少走弯路免费的数字人软件、不要浪费这么多的资源等情况。而我们也看见了，其实能够最后在深圳茁壮成长的，它也不是一代菌群，已经经历了若干代菌群的更迭，包括最开始可能就是倒买倒卖，再到IT产业、信息产业、通信产业，到现在的新材料、新能源，包括生命科学和相关的生物医药，这个过程中深圳也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人才。反过来讲，这些高素质人才集聚，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的竞争力，就像是物种演化的不断竞争迭代的关系，促进它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经济之声：所以深圳前几年曾经提出过“腾笼换鸟”这个改革思路，现在来看是不是这样的举措还是比较有效的？

　　尹烨：我们其实对于各种各样的产业的归属和淘汰，既要尊重过去的贡献，也要有序地去引导。尤其是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像德国、日本，它们有很多的制造业企业“老兵不死”，只是变成隐形冠军了。

　　如果一个企业一直愿意把它最核心的文化延续下去，我们怎么对它们？能把它拆解成产业链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保留它最宝贵的东西，同时让它能够去发扬光大。我觉得这是对这些老一代的企业家的基本尊重。

　　经济之声：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现在看到国际上一些高科技的企业，在三四百年前它曾经是一个经营磨坊的企业，但是它逐渐在迭代。

　　尹烨：在各个行业都需要去转型升级是正确的，但这似乎不应该是简单的“腾笼”，似乎这个“笼”已经是被确定好了。而对于一个创新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化的竞争和合作格局下，我相信很多东西是规划不出来的，它是要求真正在一线听得见炮火的人，在实战当中摸爬滚打出来的。

　　经济之声：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无论是率先获批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还是全国布局全球援建的火眼实验室，华大基因一直奋战在“战疫”的最前线。我们再来说说华大基因最近为抗击疫情做的许多事情，先说说火眼实验室吧。

　　尹烨：今年武汉“封城”当天华大就决定成立指挥部，因为我们做过SARS，我们太知道在疫情初期需要什么了，需要饱和检测，用今天的词讲叫“应检尽检”。汪建董事长带着华大的几名小伙伴，大年初一逆行前往武汉，当时武汉不是缺核酸检测试剂，缺的是核酸检测能力，当时没有实验室，10天时间建成了日通量2万例的火眼实验室。初期最关键的是“隔阳保阴”，如果不能够做到阳性的病例隔离、阴性人员保护，那么医疗资源将持续被挤兑，很多人也许并非死于新冠，而是死于医疗系统的踩踏。

　　我相信火眼实验室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在这一次公共卫生事件的控制上。新冠不是病而是疫情，“疫”的特点是公共卫生，公共卫生要群防群控。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能够准确地去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

　　尹烨：首先这个理念是从SARS开始的，因为SARS是我们做的诊断试剂，当时中国就我们一家做免费的数字人软件，我们当时就知道了，对于疑似病例的确诊太重要。第二，华大长期地去做这种基因组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我们在全世界已经搭建起了近200个这样的实验室，这一次把这个能力全部用起来。加上我们在武汉有1000名员工，也利用当地的资源包括武汉市政府的支持，找场地、提供相关配套设施，10天不眠不休，就把这个实验室搭起来。其实是过去多年磨一剑的结果。

　　尹烨：在北京的实验室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火眼实验室，16个舱，每天10万例通量，这是在6天之内就搭完了。就像我在这个采访之前刚开完会，我们在香港搭建了中山实验室，也是16个舱的10万例通量的火眼实验室，再加上还有原来的3万例通量，我们为中央援港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经济之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让我们受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也让我们有所收获。对华大基因来说，有什么收获，未来会有哪些改变呢？

　　尹烨：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人类来讲，我认为是生命科学的复兴。不用我们再教育了，什么是病毒，什么是基因检测，大家都懂了。这些东西如果不是通过一次灾难来进行科普，平时大家主动学习是很难的。

　　我觉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人类来讲，也都重新审慎地学明白了，我们应该怎么和自然和谐相处，应该怎么去面对微生物，应该怎么去理解公共卫生行为。我觉得这些对全人类来说是一次教训，却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诞生出了全新的机会，危中有机。

　　尹烨：我们进一步明白了，我们原来的方向都是对的。做企业，尤其是百年老字号，不可能一蹴而就，都是在过去的积淀上才有了今天的结果。如果以全人类都能够做得起、做得上这样的检测为出发点，来组织科研、组织产业、组织研发、组织渠道，这就是对的。

　　经济之声：从全球来的抗疫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当然这是多方面合力的一个结果。您是怎么样看待中国的科技力量在这次抗疫当中的表现？我们与全球各个国家相比较，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尹烨：我们可以从几个点上去看，首先，SARS是华大做的，SARS是2002年年底的时候知道有这个病，确认了这个病由什么病原引起已经到了2003年的4月份，一共用了6个月，为什么？因为拿不到样本，或者说当年也没有自己的高通量测序仪。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溯源，我们两周就溯出来了，是华大基因配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的。其次，中国这一轮在诊断试剂、药物、疫苗的研制上，迄今为止都是在全世界第一阵营。在这一轮的生物相关的检测、预防、治疗的较量当中，中国的科技力量，尤其像企业这样的商业科技活动的创新主体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诊断试剂方面，这次华大基因一家诊断试剂的出口量就超过了整个韩国，其实在以前我们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一次，不管是质量、成本或者说综合的性价比，我们的确是获得了非常好的生态位优势。这就给我们国家在这些行业上打了一针强心剂，我们真的有资格、有能力、有水平、有担当地可以去承载着一个大国的责任和使命，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和全球的这些老牌的友商们一较短长。

　　经济之声：经历了这么多，您觉得未来无论是从华大企业来说，还是从社会层面来说，我们在应对公共卫生方面要补哪些短板？

　　尹烨：健康中国2030，防大于治，要把我们现在的以治病为中心，转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点。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把“预防为主”这4个字刻到每个人的心里。比如说明明检测就能够解决的，非要放到中后期上呼吸机去治，不管是成本，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搭进去的绝对资源的人力、物力，其实都是不值当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如果想降低社会公共卫生的总消耗，归根结底是要关口前移的。我们所有能够提升防大于治的项目要多做，强基层，包括开展更多的从健康切入的民生项目，预防出生缺陷，进行大批量的肿瘤的早防早控，这些在我来看都是非常关键的。

　　通过疫情，我们也诞生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叫做“环境的宏基因组学测序”。原来的宏基因组学是病人测，现在我把它扩展到病人的前面，对野生动物、相关的农贸市场，包括一些密集场所，在我来看可能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行为。

　　经济之声：我们再来看看华大基因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地位，未来大家都期待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一个更加创新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现在身在湾区当中，您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您的感受是什么？华大基因如何利用好这样的区位优势，未来取得更大的发展呢？

　　尹烨：其实从全球来看，不管是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数字技术的利弊、东京湾区，都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它的高科技企业高度集聚、互相促进。不管是政府的导向还是金融机构的作用，实际上都能起到催化剂，或者说是使它发生一些聚合反应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不仅仅是湾区原来就有像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一些既有优势数字技术的利弊，我们也看见了它有非常多的创新性政策，也包括广州、深莞惠，有些是制造业强，有些是金融业强，我觉得如果能够很好地把这种文化融合做好，让人才持续集聚，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静待花开。

　　尹烨：包容，鼓励创新，容忍失败！虽然我们身在广东，但在深圳这里你都可以说普通话，或者英语普及率也都是很高的。来了就是深圳人，大家来了以后不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才敢在深圳进行融合和创新，这是一种文脉的交融。

　　经济之声：40年前，经济特区拥有各种各样跟内地完全不一样的优惠政策，但是现在我们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普遍开放的程度，自贸区、自贸港都很多了，深圳已经不再是政策的洼地。您觉得现在深圳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最吸引你的地方会在哪里？

　　尹烨：是不是有政策就一定能够让这个地方产生出盎然的生机免费的数字人软件，也未必。政策归根结底，还要看施政的人和被施政的主体怎么去配合，怎么去行动。在我来看，其实深圳到今天为止，它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人才高地，包括城市的年轻化。深圳实际上它现在是少有的，每年人口还是正增长的城市，很多大型城市已经到了老龄化的边缘。40岁对人来说可以叫不惑，对深圳来说，我觉得它可能连“而立”都不到，它还是非常年轻有活力的。这个城市每天都灯火通明的，既有创业的也有消费的，让你感觉这个城市有一种蓬勃的生机。归根结底城市的主体是人，这些人如果能够很好地在其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我觉得这个城市就大有希望。

　　经济之声：所以说深圳的未来保持创新、保持活力，最主要的是打造一个年轻友好型的环境，是这样吗？

　　尹烨：就像深圳前40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有趣的、饱含着热情、洋溢着欢乐、浓缩着科技的一个城市综合体，希望深圳在未来的不管是40年还是100年还是400年，都能够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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