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简称斯坦因，他是中亚探险的代表人物之一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简称斯坦因，他是中亚探险的代表人物之一。原籍匈牙利，是一名犹太人，1904年入英国籍，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是今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

　　1862年11月26日，斯坦因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排行老三。他的父母和姐姐都是犹太走进科学，由于当时犹太人在欧洲深受歧视，他父母为儿子的前途着想，决定让他接受教的洗礼，马尔克奥莱尔便是他的教名。斯坦因童年时，匈牙利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而德语是奥匈帝国惟一的官方与教育语言，所以，斯坦因除了本民族的匈牙利语（马札尔语）之外，自幼精通德语，这为他接受后来的教育铺平了道路。

　　1872年，10岁的斯坦因被送到遥远的德国德累斯顿市的克留兹舒勒学校读书，在这所学校里他学会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

　　大学时期，斯坦因跟随老师们学会了梵语和波斯语。但他唯一的缺憾是没有选择学习汉语，使他在之后中国新疆探险中有了最为深切的体会。

　　1877年，小学毕业后返回匈牙利，进入作为大学预科的信义会（马丁路德教）中学，在这所学校中他开始了东方学研究。首先他经常聆听匈牙利地质研究所所长拉约斯德洛克齐（Lajos De Loczy）的演讲与报告，这位洛克齐曾于1879年考察过敦煌千佛洞，是第一个将敦煌艺术介绍到欧洲的人，斯坦因对亚洲产生兴趣与洛克齐有很大的关系。其次斯坦因还顺便参观研究了当时匈牙利科学院收藏的印度、波斯、中亚文物。

　　按当时中欧习惯，预科毕业后学生可去任何大学听课、选择导师，然后获得博士学位。斯坦因先后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专攻东方学。他的导师中最著名的有两位，一是图宾根大学印欧语言和宗教史教授、梵语写本研究的最大权威鲁道尔夫冯罗特（Rudolph von Roth），另一位是维也纳大学印度哲学和文物学教授乔治比累尔（Ceorg Buhler）。斯坦因跟随他们学会了梵语和波斯语。同时，斯坦因也接触了更多的介绍东方的书籍。

　　通过几年的学习，他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崇拜的偶像亚历山大大帝，同时也认识了两个让他终生难忘的人：马可波罗和玄奘。从这时起，在《马可波罗行纪》和《大唐西域记》的感染下，到东方去，通过自己的探险和考古，去寻找、印证书中记载的那些历史地理，让历史湮没的辉煌，重现于自己手中，已经成了他实实在在的人生目标走进科学。

　　1884—1886年，经罗特和比累尔力荐，斯坦因获匈牙利政府奖学金，赴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

　　这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在伦敦期间，斯坦因认识了三位既像慈父，又是恩师和挚友的大人物：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西奥多杜卡博士、亨利罗林森爵士（Sir Henry Rawlinson,1810-1893年,曾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皇家亚细亚学会主席，而且在印度议会中地位显赫）、英国印度委员会委员亨利玉尔爵士（Sir Henry Yule,1820-1889,当时全英最著名的东方学家）。在同三位老人的交往中，斯坦因感触最深的，除了三人渊博的东方学知识，就是英国贵族式的派头和傲气。在这里，他真正意识到作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绅士的光荣与骄傲。从此英国成为斯坦因终身选定的国家，还有他随后选择的终身事业—中亚考古与探险，这两样事物是斯坦因一生成败的关键。

　　1885年，回布达佩斯参加义务军训一年，入匈牙利培养军事制图人员的鲁卡学院工作，导师卡罗里库斯上校是一个杰出的地形测量专家，教给他当时进行军事测量的最先进方法，在后来斯坦因的中亚探险活动中大大地派上用场。

　　1886年，军训结束后返回英国，这一年的大部分光阴都花费在研究伦敦大英博物馆和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的钱币上。斯坦因了解到古钱币是论证历史事件的一个重要途径，便花费光阴研究钱币学。

　　1887年，年仅25岁斯坦因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印度一斯基泰钱币上的琐里亚斯德年代》，刊布于该年的《东方与巴比伦报告》，给他的博士后研究划上了一个的句号。

　　1887年底，亨利罗林森爵士、亨利玉尔爵士向印度议会推荐斯坦因出任新建立的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双职，当时斯坦因年仅24岁。斯坦因得到任命后，立即启程前往印度，于1888年到职，从此他一直为英国效力，一直在英属印度工作。

　　1892年他在印度学者高文阔尔（Pandit Govlnd Kaul）的协助下，完成并出版了公元12世纪哈尔哈那 （Kalhana）创作的史诗《罗阉塔兰吉尼—克什米尔诸王编年史》（《克什米尔王记》）梵文校注本，1896年发表《悟空对克什米尔的记载》，1899年出版《论克什米尔古代地理》，他的最终研究成果是1900年出版的二卷本《罗阉塔兰吉尼—克什米尔诸王编年史》英译本。斯坦因对克什米尔的研究至今仍无人超过。

　　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发现是19世纪英属印度美术考古学界的大事，当时拉合尔博物馆是收藏这类艺术品最多的地点之一，该馆馆长吉卜林（Lockwood Kipling,1837-1911年）是当时这方面研究的权威，斯坦因随他学习，收获甚大，为日后在新疆、甘肃寻获具犍陀罗风格的艺术晶奠定了知识基础。

　　1899年，斯坦因转入英属印度教育部工作，任“西北边境省和卑路支斯坦教育总监”兼加尔各答马德拉萨（Madrasah）学院院长。

　　另外，在这个期间，他做了多次的探险考察研究工作，为未来的中亚探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学会了摄影技术，这对他今后的探险活动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1888年8月，这是斯坦因到印度的第一个假期。正值盛夏，斯坦因像逃出牢笼的囚犯，逃出火炉般的拉合尔，直奔美丽的克什米尔高原，到了斯利那加。他通过各种途径和技巧科学探究的过程包括，终于寻找到了古老的《克什米尔王记》抄本。

　　1888年10月下旬，在游览了查谟等地之后，他回到了拉合尔，又陷入不想干又不得不干的教学和行政事务中。

　　1889年4月10日父亲离开人世。为了摆脱悲伤，斯坦因试图参加一些社交聚会，却使他结识了一批朋友。

　　在这些朋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洛克伍德基普林格。他是一位建筑雕塑师，来印度已经20多年了。后来，他担任了拉合尔博物馆的馆长科学探究的过程包括，成为斯坦因古代造型艺术研究的重要帮手。

　　基普林格又把斯坦因介绍给了弗雷德安德鲁斯。他是一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家，同斯坦因一见如故科学探究的过程包括，相见恨晚。后来，他成了斯坦因研究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几乎同斯坦因合作了一生。让斯坦因难以忘怀的是，通过安德鲁斯，他知道了摄影技术，学会了摄影技术。对他今后的探险活动，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后来，他拍摄了数以万计的极有价值的照片。这些照片的拍摄，应该归功于安德鲁斯的启蒙教育。

　　1889年8月，斯坦因重返克什米尔，考察了哈拉莫什冰川，接着，又进入一些高山峡谷探险，最后回到斯利那加。在此期间，他还寻访了《克什米尔王记》中提到的山村古镇，试图实地印证《克什米尔王记》记载的线月，斯坦因回到了拉合尔，成为旁遗普大学注册主任、东方学院院长。

　　1891年8月23日，回到克什米尔，斯坦因大约走访了位于哈拉莫什冰州脚下的圣湖。11月11日，在返回拉合尔的大学。

　　在克什米尔王爷的资助下，斯坦因开始了探险活动，他先寻找到洛哈拉城堡，传说是克什米尔王的发源地之一。

　　1892年8月下旬，斯坦因离开洛哈拉城堡，沿洛哈拉河谷前往马伊丹草原。这是一条古道。英军希望斯坦因运用地理学方面的知识，利用探险的机会，考察这条古道，为英军提供地理情报。为达到这一目的，克什米尔英国驻军普里多上校，一再盛情款待斯坦因。

　　1892年11月，斯坦因从另一条道路返回了拉合尔。这次克什米尔探险，斯坦因去了很多地方，考察了不少遗址，撰写了几个著名山口的考察报告，为英军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服务。

　　斯坦因是个善于总结经验的人。这次克什米尔探险，他得出一条结论：如果去同一个地方探险，要想有大的收获走进科学，千万别走同一条道路。这种探险方法，被别人概括为“斯坦因探险法”。

　　1893年7月底，斯坦因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休假。他先到英国，看望了日夜思念的老师。圣诞节前，他回到匈牙利，看望了哥哥、嫂子和侄子、侄女。对斯坦因来说，这次欧洲之行，目的并未达到。他没有找到理想的大学教授职位。

　　1894年初，他又回到了印度，途径新德里返回拉合尔。一边在大学从事行政工作，一边进行《克什米尔王记》的考证和注释工作。期间，他又去了克什米尔，对《克什米尔王记》提到的一些地名，进行了实地勘察。

　　1895—1896年，是斯坦因没有多少建树的两年。这两年，他除了依旧繁杂的行政事务，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克什米尔王记》的研究工作。此外，他利用假期，进行了两次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旅游探险。

　　在印度引诱斯坦因的研究项目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个：一个是考察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路线，寻找亚历山大大军的遗迹；一个是考察玄奘大师和马可波罗东去的路线，寻找《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行纪》记载的佛教圣地和文化古城。这两个项目，萌芽于斯坦因的中学时代。

　　1896年，斯坦因想把第一个研究项目付诸实践。他看中了印度西北边境的斯瓦特地区（位于今巴基斯坦境内）。由于时间关系和安全方面的原因，斯坦因仅仅考察了斯瓦特的一些古代遗址，位于边境地区的山口，没有来得及考察。

　　1897年春天，斯坦因利用度假的机会，回到了欧洲。试图通过种种途径，在欧洲的大学中寻找一个理想的职位，从事单纯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又以失败告终。

　　1897年10月18日，斯坦因乘船回到孟买，接着回到了自己的根据地拉合尔，又开始了以前的那种忙忙碌碌的生活。

　　1898年1月，由于那邦人入侵而导致的斯瓦特地区叛乱，英属政府派迪恩少校出军，斯坦因随军考古，对那里的佛教遗址进行了调查，四、五天后英军占领邦那。这次随军考古活动结束后，斯坦因撰写了《随邦纳野战军所作考古旅行的详细报告》，呈报印度考古调查部，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

　　随后，斯坦因看到了英国著名东方学家A.F.鲁道夫赫尔勒经过研究《鲍尔古本》等新发现的新疆古代文书、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其时，瑞典赫文斯定在中国西北探险并发现丹丹乌里克遗址，又正组织新的探险队；科学院也将组织探险队赴新疆探险……新疆已成为了当时全世界探险家瞩目的焦点。这些信息极大地刺激了斯坦因，一个对新疆探险的宏伟计划开始在其胸中酝酿。

　　1898年9月10日，斯坦因将自己的行动计划，以意见书的名义报给了旁遮普政府。他在意见书中写道：“我申请的项目是，要求地方政府和最高当局支持由我计划的一次对中国新疆和田地区及其周围古代遗址的考古考察旅行。”

　　1899年5月6日，雄心勃勃的斯坦因来到了英属印度首府加尔各答，就任穆斯林学校校长。由此，斯坦因变成了孟加拉政府的公务员。他的新疆探险计划，也由旁遮普政府转到了孟加拉政府，不久，那份计划将提交孟加拉政府总督约翰伍德伯恩爵士审定。

　　最后，约翰爵士同意给斯坦因一年的时间，去新疆探险。考古经费14000卢比，由中央政府、孟加拉政府和旁遮普政府共同分担，他的工资由孟加拉政府发放。

　　1899年10月，斯坦因来到加尔各答西部的比哈尔，进行了一次探险旅游。这次探险旅游，是他新疆探险的预演。他先去了摩揭陀圣地，然后追寻玄奘大师的足迹，沿着帕拉斯纳特山麓前进，考察了一处处佛教圣迹。他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找到了几处早已被人忘记的古道，最后从伽伊返回加尔各答。

　　1900年3月，斯坦因前往旁遮普拉合尔西北的阿瓦尔品地地区担任学监。不久，收到护照，同时还收到了护照的英文译文和在新疆使用的中文名片。清政府总理衙门发给斯坦因的护照上赫然写着“斯坦因”。

　　1900年5月31日，斯坦因出发去新疆探险。他选择的行动路线，是从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到吉尔吉特，再到拉罕，最后到达第一个目的地新疆的喀什噶尔。

　　从1900年开始，斯坦因将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亚洲探险事业，从这一年开始到1943年他去世为止（其间他于1910年至1929年任职于印度考古局，1929年退休后变相受雇于美国哈佛大学）。

　　中亚探险的起因1.1889年，著名的“鲍威尔写本”（即《鲍尔古本》）在库车发现后，斯坦因认定新疆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考古场所。

　　2.从1893年至1898年，在英属印度盂加拉亚细亚学会总干事霍尔宁提议下，印度政府责成英印驻中亚各外交机构代为收购文物，结果在加尔各答汇集了大批主要是出自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文物，但英印考古学家们不知道这批文物的确切出土地点与断代，为了历史研究的需要，必须加以核实。

　　3.英印及欧洲学术界对19世纪90年代流散到西方的“未知文字”写本和印本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对此也需做实地调查（斯坦因后来证明这批写本与印本为阿克亨等人所伪造）。由于1891-1893年法国的杜特列德兰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发现过用早期普拉克里特语和佉卢文写成的佛典，这使斯坦因决定将和田作为第一次中亚考察的目标。

　　分别于1900-1901年走进科学、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他著名的四次中亚细亚考察，考察的重点地区是我国的新疆和甘肃，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及其他中亚文物是今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而后又在亚洲其他地方做了几次探险考察，并逝世于探险的路上。

　　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1901年）发掘和田地区、尼雅遗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写成了《去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此后，写出《沙埋和田废墟记》旅行记，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

　　他首先沿吉尔吉特古道，于6月29日越过帕米尔进入中国境内，7月7日抵达塔什库尔干，7月20日抵达喀什，下榻于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他在喀什住了43天，主要干了四件事：

　　（1）养精蓄锐，为进一步考察采购粮秣及装备；（2）跟从英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及其师爷孙某学习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3）在马继业陪同下拜访当地的中国官员，以寻求他们对考察的支持与协助；（4）走访喀什附近的古迹，如新城西北角的刘锦棠庙、克孜儿—底波古塔遗址及库尔干—提姆古塔遗址。

　　9月11日，斯坦因离开喀什前往和田考察，17日经莎车县治叶尔羌，收购了一批文物。28日到达叶城县治哈尔噶里克，10月4日到皮山县治固满，在喀克莎尔一塔提遗址捡了一批古陶片。

　　10月7日，考察木吉的托古雅遗址，获一大批古钱币和金属器。13日，抵达和田，受到清朝和田按班潘震组织的当地伯克、拉达克富商、以巴德鲁丁汗为首的阿富汗商人的欢迎。潘震答应将尽最大可能帮助斯坦因在和田周围考察。[1]

　　斯坦因首先于10月17日至11月11日对和田南山（昆仑山脉一部分）进行了地质地理学考察，然后又调查了和田绿洲内的古迹，如霍玛利山（古代的瞿室饺伽山或牛角山）石窟。

　　11月25日，斯坦因一行至于阗国故都遗址约特干村，开始了他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获文物近百件。

　　斯坦因初到和田时，曾雇许多“觅宝人”去和田北部沙漠中寻访古遗址，其中来自玉龙喀什村的老觅宝人吐尔迪从丹丹乌里克（义为“象牙屋”）遗址带回的文物标本引起斯坦因的极大兴趣，他从1900年12月19日至1901年1月3日在这座罕有人至的沙漠古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共发现寺庙房屋15座，共获文物180件左右，其中不少是极为珍贵的文物。1901年1月28日至2月13日，斯坦因又在尼雅河故道周围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共获文物660件左右，其中大多为佳卢文与汉文简牍，其中汉文简牍又多属魏晋之际，价值极高。

　　1901年2月21日至26日，斯坦因发掘了安德悦遗址，获文物百件左右，大多是美术晶，还有一些汉、藏、梵语写本残片，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安德悦庙中发现的一条题记：“开元七年记/至建闻其兵马使死及四镇大蕃/和大蕃官太常卿秦嘉兴归本道”，这条题记至今仍未被重视。

　　1901年4月11日至18日，斯坦因发掘了著名的拉瓦克窣堵波，所获美术遗物之多，在中亚考古史上是罕见的。窣堵波兴废时间大约在公元4至7世纪之间，其围墙两面布满着高浮塑作品，全是尺寸超过真人的佛、菩萨及圣哲像。斯坦因仅发掘了围墙的1/3左右，共获塑像91身，他携回的标本及拍摄的照片是我们研究古代和田泥塑艺术的最重要的资料。

　　返回和田后，斯坦因又将阿克亨伪造假文物一事调查清楚。1901年5月12日，他返回喀什，结束了在新疆的发掘，然后携所获文物（约1500件左右）经费尔干纳、撒马尔罕、谋夫、巴库，于7月2日返回伦敦，正式结束了第一次中亚考察。他在这次考察中的发现物现主要藏在大英博物院东方古物部和大英图书馆东方部。

　　结束考察后，斯坦因马上写成了《去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同年由伦敦爱勒和斯鲍提斯伍德出版社出版。1902年，斯坦因参加了在德国汉堡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并提呈了这份初步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导致了国际中亚与远东探险协会的成立。

　　随后，斯坦因在《初步报告》的基础上，又写成《沙漠埋藏的和田废墟—在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学和地理学考察的旅行实纪》，1903年由伦敦费舍乌文出版社出版。书中使用了大量的日记、田野记录、私人信件，将第一次中亚考察的酝酿准备过程、考察经过、经验教训等全部披露，是我们今天研究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史的最重要依据，全书除序言外共32章。

　　斯坦因根据第一次中亚考察成果撰写的学术巨著是《古代和田》，这是斯坦因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之一，1907年由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第一卷文字部分共15章并有7个附录、78幅插图照片，重点涉及和田地区出土的古本、泥塑、壁画、木板画、木雕、建筑、钱币、简牍、陶器的发现经过、考古记录及其公布与研究，第二卷图版部分共有黑白图版119幅以及《和田及其周围地图》一幅，主要是重要文物的照片。第一卷的7个附录大都是斯坦因请当时欧洲的学术权威们对具体发现物进行专门研究的结果，它们是：（1）沙畹：《丹丹威里克、尼雅、安德悦诸遗址出土的汉文文书考释》；（2）巴尔奈特和佛朗克：《安德悦发现的古藏文写本和墙壁题记》；（3）马尔古里奥斯：《丹丹威里克出土的希伯来文波斯语文书》；（4）卜士礼和拉普生：《出土或收购的古钱编目》；（5）托玛斯：《关于和田的藏文资料摘录》；（6）丘琪：《和田诸遗址古代灰墁标本检验报告》；（7）洛克齐：《和田地区沙与黄土标本检验报告》。

　　《古代和田》的文字图版及7个附录是我们今天研究中亚文物的必备书之一。虽然它已问世八十余年，但其学术价值仍是不可替代的。如和田汉文文书，一般都被混在敦煌写本编目中，且断残严重（现藏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我们只有依靠《古代和田》文字图版及沙畹的考释录文，才能将它们一一辨释并恢复原状。

　　发掘古楼兰遗址，在敦煌莫高窟骗走大批敦煌文物。敦煌文物轰动整个欧洲科学实验的图片。著有，旅行记《沙漠契丹废址记》和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记》。

　　斯坦因的第二次中亚考察是中国学者们比较熟悉的，现在英国收藏的绝大多数敦煌文书便是这次考察的“结果”。

　　斯坦因结束第一次中亚考察后，认定在中国西部考古前景辉煌，想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内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1904年夏，他正式向印度政府提交详细考察申请书。由于印度总督寇松勋爵的支持，他的申请于1905年春获印度政府批准。

　　1906年4月27日，斯坦因从白沙瓦出发，踏上了他第二次中亚考察的道路。他经过阿姆河流域，越过帕米尔高原，于6月8日抵达喀什，下榻于英国驻喀什领事馆。在喀什住了两周，平常拜访各级地方官吏，剩余时间校阅他的《古代和田》校样，还在马继业的协助下物色了一位“师爷”蒋孝琬，正是这位蒋师爷在斯坦因骗购敦煌写本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6月23日，斯坦因离开喀什，26日抵达叶尔羌，7月6日抵达哈尔噶里克（ 今叶城），8月5日抵达和田。

　　在和田，斯坦因未做发掘，只是向当地觅宝人询问沙漠中有待发掘的遗址情况，并从约特干遗址收购了一批古物。

　　9月22日，斯坦因离开和田，向东进发。10月8日到拉瓦克窣堵波进行第二次发掘，10月下旬又在尼雅遗址发掘，然后决定立即向罗布泊楼兰遗址进发。斯坦因1906年10月31日在尼雅致友人信中说：“我必须尽最快速度向罗布泊进发，我的圣诞节应该在罗布泊那边的沙漠中过。伯希和的人马在10月10日仍在喀什，但是他们肯定也要去罗布泊，所以我应该及时到达，”可见这时他已把法国伯希和考察队视为大敌。12月上旬，斯坦因一行到达罗布沙漠，然后进行发掘。12月8日开始考察米阮遗址，12月18日开始考察楼兰遗址，获珍贵文物五百件以上。12月29日，斯坦因等离开楼兰又返回米阮遗址，发掘出米阮二号佛寺遗址，所获泥塑代表着新疆最犍陀罗化的佛教艺术作品。

　　1907年2月11日，斯坦因结束了在米阮遗址的大规模发掘，然后将所获文物包装运往喀什，于2月21日动身向甘肃敦煌进发。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一行到达敦煌县城，这是他第一次到达汉族聚居的地方，深感不懂汉语汉文的缺陷，于是从蒋师爷那里学了一些简单的湖南话，但这丝毫无补于他的研究。从3月22日起，斯坦因考察了敦煌附近的故长城烽燧遗址，获大量汉简。5月21日，斯坦因将营帐扎在莫高窟下。

　　斯坦因刚到敦煌时，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萨希伯克处首次听说了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3月16曾匆匆忙忙地访问了一次莫高窟，当时执掌藏经洞门锁钥匙的王道士圆篆外出不在，斯坦因从另一年轻和尚处看到了一件写本佛经，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决定对这里的写本进行系统调查，于是在考察完敦煌周围史迹后，再次来莫高窟。

　　斯坦因这次首先派蒋师爷与王道士交涉，要求将藏经洞的写本全看一遍，遭到王的拒绝，斯坦因又决定在蒋的陪同下亲自与王道士打交道。他给王道士编了一套唐僧西天取经而他今天又从印度来寻获唐僧遗典的故事，愚昧的王道士竟信以为真，又在蒋师爷的再三劝说下，于当天夜晚偷偷摸摸抱出一捆写本交给蒋，蒋又交给斯坦因，斯坦因让蒋连夜辨查写本内容。蒋在第二天天亮时高兴地告诉斯坦因，他发现一件写本的题记说明该经是玄奘获自印度并译成汉文的。他们立即将这事告诉王道土，将信将疑的王道士只好同意让他们看藏经洞的所有藏品。于是斯坦因在蒋师爷的帮助下，在藏经洞外甬道中一件件检查王道士抱出的写本和绢画织物，共花了七天时间。他将自己认为好的卷子和绘画挑选出来，然后以相当于500卢比的40块马蹄银买下，这便是当今收藏在伦敦的著名的斯坦因敦煌文书的来源。

　　斯坦因所获敦煌文书，凡汉、粟特、突厥、回鹘语及怯卢文梵语的原归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凡于阗、龟兹、藏语及婆罗迷文梵语的原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绘画品在大英博物院东方古物部与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之间平分。1973年以后，大英图书馆成立，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成为其组成部分之一，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也改归大英图书馆，称东方写本与图书部，现改名东方部。斯坦因敦煌汉文写本的总数，现在该东方部编号为Or.8210/S.1-11604号，即11604件，但其中混有和田文书和吐鲁番文书。目前这批写本已公布到（H）80号，其余部分将由中、英两国学者陆续整理公布。

　　斯坦因搜集的敦煌汉文写本虽然量比较大，但由于他块乏汉学知识，选择不精，在历史价值上逊于比他晚到敦煌的法国考察家伯希和的搜集品。伯希和于1907年秋在乌鲁木齐听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1908年2月赶到敦煌，3月3日进藏经洞，凭借深厚的汉学功力，在斯坦因劫余品中选出了敦煌写本的菁华。

　　1907年6月13日，斯坦因携带着12大箱写本、绘画、织物等各种文物，离开千佛洞经敦煌县城向安西进发。6月29日至7月3日考察万佛峡石窟（榆林窟），但未深人研究。然后又考察踏实河、嘉峪关，8月27日到达张掖考察。尔后又西向至玉门关遗址，9月25日再返安西。10月19日，斯坦因到达新疆哈密，11月10日到达吐鲁番地区。

　　在吐鲁番，斯坦因考察了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以及一层列石窟科学探究的过程包括，但未进行大规模发掘。12月1日，他离开吐鲁番前往焉耆，从12月11日起在焉耆西南的舒尔楚克（Shorchuk）周围“明屋”遗址发掘，获大量呈浓郁犍陀罗风格的泥塑晶，考察到23日结束。

　　此后，斯坦因经铁门关、库尔勒，于1906年1月17日到达库车，25日离开库车，越塔里木河，再沿克里雅河岸纵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和田方向迸发，3月2日到达和田以北肉法拉德—伯克—叶拉基遗址考察，发现大量佛教美术品科学实验的图片。3月13日，斯坦因到达多莫克绿洲，3月30日抵达和田城，在此做了一些回印度的准备工作后，他于4月5日启程沿和田河床向北往阿克苏方向进发，4月16日到达麻札塔格（圣墓山）遗址，在这里发现一批汉、回鹘、藏文写本。4月28日，斯坦因在叶尔羌河和阿克苏河汇为塔里木河的三叉口渡河到达温宿和阿克苏，然后考察图木舒克和马拉尔—巴什以北的沙漠遗址，6月9日再回到大漠南的和田。

　　在和田，斯坦因在巴德鲁丁汗的帮助下，将一年来所获文物清点装箱，共装了93只箱子。8月1日，斯坦因送走了文物运输队，次日，他也告别了蒋师爷和巴德鲁丁汗，踏上了回程。

　　从1909年1月到达英伦至1911年11月启程返回印度为止，斯坦因一直住在伦敦或在欧洲活动，一是监督协助大英博物院对他从中亚带回的文物的初步整理，二是积极参加社交讲学活动，包括1910年6月接受英王授勋，三是撰写他第二次中亚考察的实纪报告。1911年11月，实纪报告完成，取名《契丹沙漠废墟—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实纪》，该书共两大卷科学实验的图片，97章，1063页，插图照片333幅，彩版及全景照片13幅，地图3幅，1912年由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

　　由于斯坦因在1913年又开始了他的第三次中亚考察，他依据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资料和文物进行的学术研究巨著是在第三次中亚考察后才完成的。1919年2月，他完成了第二次中亚考察的详尽研究报告，取名《塞林底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详尽报告》，全书共五大卷，其中第一至三卷为正文，第四卷为图版，第五卷为地图。正文共32章并有10个附录：（1）沙畹：《汉文碑铭题记》；（2）阿兰：《发现或购买的钱币编目》；（3）乔伊斯：《中国土耳其斯坦和帕米尔高原的体质人类学测量记录》；（4）丘琪：《对出土于阿克—特莱克、喀拉塞、喀达里克、米阮、“明屋”和敦煌的一些壁画与灰泥标本的测试结果》；（5）皮特鲁西和宾雍：《论敦煌千佛洞所出佛教绘画》；（6）霍尔宁：《梵语、于阗语和龟兹语写本目录》；（7）佛朗克：《关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从中国突厥斯坦搜集的藏文文书的札记》；（8）谢楞格：《斯坦因搜集晶中的乐器记录》；（9）托玛斯和瓦累普散：《关于几件千佛洞所出藏文写本的札记》；（10）巴尔奈特：《关于敦煌千佛洞所出佛教绘画上藏文题记的札记》。这部《塞林底亚》在1921年由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是斯坦因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1921年，斯坦因还完成并出版了《千佛—中国西陲千佛洞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一书，著录并公布了他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所获的绢画，书中附英国著名美术史家罗伦斯宾雍（Laurence Binyon）的介绍文章。

　　1921年至1922年，斯坦因在《新华评论》（New China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两篇与第二次中亚考察有关的文章，一篇是《敦煌沙碛中汉代长城遗址所出古代汉文简牍》，介绍了他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附近酌长城烽燧遗址中发掘的汉文简牍以及法国汉学家沙畹对这批简牍的考释著作《斯坦因在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另一篇是《公元七四七年中队横越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山的一次远征》，该文结合第二、三次中亚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考证了唐玄宗天宝六载安西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率马步万人讨伐小勃律国（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的事件，其中对坦驹岭、连云堡、娑夷河等与此事件有关地区的考证很有参考价值。

　　重访尼雅、楼兰遗址、敦煌，再次卷走大量文物。考察之后，他写下了《亚洲腹地》和《在中亚的古道上》。

　　回到印度后，他打算去阿富汗进行一次考察，但阿富汗爱弥尔对他的请求未置可否，印度总督劝他先考察其他地方，斯坦因遂决定第三次来中国西北考察。

　　1912年11月，马继业从喀什给斯坦因寄去一封信，信中说：“如果阿富汗计划已化为泡影，那么你是否严肃地考虑一下再来这里，越快越好。因为勒考克也正在打算进行一次新的中亚考察。”实际上这时勒考克还未开始第四次皇家普鲁士吐鲁番考察（勒考克于1913年3月31日启程经去喀什），但已对斯坦因产生了威胁，因为经过两次成功的中亚考察的斯坦因早巳将塔里木盆地视做是他的考古领地了。于是他抛开其他工作，立即转入第三次中亚考察的筹划工作。

　　1912年11月23日，斯坦因正式向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政府提出考察申请书，1913年5月17日，印度政府教育部批准了斯坦因的申请。

　　1913年8月1日，斯坦因率助手数人离开克什米尔，正式开始第三次中亚考察。9月1日过了15道山关，到达克什米尔北部的罕萨，然后登上帕米尔高原，9月19日进入平谷地带，9月21日到达喀什，下榻于新建的英国领事馆客房。

　　在喀什，斯坦因密切注视着勒考克的活动，他于9月30日致友人艾兰信中说：“虽然马（继业）长期以来就指望勒考克返回喀什然后回老家去，但我们还是要认真对付勒考克在罗布泊周围的竞争。勒考克在库车染上了痢疾，他在库车清理石窟中的壁画，现在仍在那里。他好像将眼光盯在了我1907年发现的优美的米阮壁画上（在罗布泊）。

　　斯坦因计划沙漠考察的第一步是从马拉尔—巴什至和田河上的麻札塔格（圣墓山）遗址，然后再经沙漠至和田。1913年10月19日，斯坦因从马拉尔—巴什出发，沿天山最南端一座从未勘探过的贫瘠山岭的脚下行进，然后花了三天三夜时间将大队人、驼渡过叶尔羌河，至和田河，再往南走七天七夜到达麻札塔格。

　　在麻札塔格，斯坦因又发现一座佛寺遗址并认线年忽略了的垃圾堆，发现大量的古藏文文书。然后南下和田（11月初）。

　　1914年初，斯坦因一行到达若羌，当时这里的政局极为动荡。2月中，斯坦因收到马继业的一封信，说乌鲁木齐当局已明令禁止斯坦因测量战略要地。马继业则立即致电英驻北京公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1906-1920年在任），请他与亲英的袁世凯北洋政府交涉此事，斯坦因则乘远在荒漠之机，立即于3月初离开若羌前往罗布泊盐泽西南的米阮，在米阮，他将第二次考察间未能拿走的精美壁画全部剥下，剥离之前，他先将壁画后的墙壁半凿，锯掉砖木结构，这样共剥得壁画11块，然后装上背垫，放进6只大箱中。这时马继业来信，意在通知他北洋政府外交部已致电新疆省府令其勿妨考古的同时，还告诉他勒考克由于疾病和中国当局的反对，未实现突袭米阮的计划，已于2月底回到喀什马继业家，然后返回德国。

　　米阮攫宝后，斯坦因又考察了楼兰遗址及其周围，发现汉魏时期用汉、怯卢、粟特、婆罗迷文写成的文书及丝绸、织锦、刺绣、毯毡、家具、铜镜等。

　　结束了在罗布泊周围的考察后，斯坦因决定沿罗布沙漠和库木库都克盐井沼泽向甘肃敦煌方向进发。沿途他考察了库鲁克塔格山脚和疏勒河谷地，寻访了这里的古塞遗址，于1914年3月34日到达敦煌，再访莫高窟。

　　在莫高窟，王道士热情地欢迎了斯坦因。斯坦因1914年3月27日致友人艾兰信中记录道：“王道士还照样快活、宽厚。他一点也不为在上次交易中表现的贪婪放肆害臊，现在只是后悔1907年因胆小未让我拿走全部藏经洞文物。1908年伯希和来访之后，所余写本全被北京派的人拿走，所给的补偿费，王道士和他的寺庙未见一文，全都进了官僚的腰包。”凹但到了1914年，斯坦因仍能从王道士处获得一批敦煌写本。斯坦因1914年4月13日致友人艾兰信中说：“当北京下令藏经洞写本东移之后，王道士真聪明，他竟隐藏了许多写本做为纪念品。我从这批窖藏物中又能获得满满四箱子写本，当然这需要多番谈判，但结果我成功了，尽管没有蒋（师爷）的帮助。”实际上这次斯坦因是用500两银子的低价从王道士手中买下570余件写本、绘画等。

　　敦煌攫宝后，斯坦因于1914年5月初经安西到酒泉，受到当地道台的热烈欢迎。他来这里的目的是向北沿额济那河考察喀拉浩特（黑城）古遗址。六年前，考察家科兹洛夫曾在这里发掘出大量西夏、汉文文物和美术晶，斯坦因也想碰碰运气。6月，斯坦因在喀拉浩特的垃圾堆与废塔中又发现大量用汉、西夏、吐蕃、回鹘文写成的文书，还有保存完好的一张波斯语文书。

　　考察完喀拉浩特后，斯坦因又向东南方向进发，经张掖考察祁连山脉和甘州河源。7月16日，在海拔11500英尺的俄博（现属青海省），斯坦因因下雨路滑摔伤了腿，就地养伤一月。8月下旬返回张掖，途中从碰到的一位叫吉尔伯特的美国青年处首次听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决定西返。

　　9月3日到明水井，9月26日到哈密附近，然后向北至巴里坤，第一次看到阿尔泰山脉柯准噶尔平原。10月，越天山去吐鲁番。

　　吐鲁番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最主要的考古场所，他在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调查、准备工作之后，于该年冬天先从木头沟人手发掘。

　　首先，斯坦因让助手剥离木头沟石窟壁画，共获壁画90箱左右，其间斯坦因抽空去了一趟乌鲁木齐，一方面治疗腿疾，另一方面在他的老朋友、新疆财政厅长潘震（即第一次考察时的和田按班潘大人）陪同下参加新疆省督以下高级官吏的宴请。

　　1915年1月，斯坦因开始发掘阿斯塔那墓地和哈拉和卓墓地，获大量写本、丝织品、陶俑、钱币等文物。2月初，斯坦因派人将获自吐鲁番周围的141箱文物运往喀什。

　　然后，斯坦因向南考察库鲁克塔格山脉，3月25日到达孔雀河畔，从这里往西向喀什方向进发。5月上旬至库车，先勘测水文，后访问克孜尔千佛洞，认为这里是敦煌莫高窟与巴米羊石窟之间的重要环节。

　　1915年5月31日，斯坦因返回喀什，在喀什的英国领事馆，斯坦因将第三次中亚考察间所获文物与资料重新集中装箱，文物共装了182个箱子，全都包上锡皮，以防潮湿，又制8个大皮箱，装胶卷、底片等物。然后他于7月16日离开喀什，取道俄属帕米尔，10月至萨马尔罕，11月3日到波斯的马什哈德，12月1日至锡斯坦，首次在伊朗土地上发现佛教壁画。

　　1916年3月初，斯坦因返回印度，3月16日到达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第三次中亚考察正式结束。这次考察历时2年又8个月，行程17700公里，北至准噶尔盆地和内蒙古高原，南至兴都库什山谷，东至甘肃河西与青海北部，西到伊朗，范围空前广大。

　　斯坦因结束第三次考察后，没有立即撰写关于这次考察的旅行纪实，而是经十年断续写作，直接完成了第三次考察详尽研究报告，取名《亚洲腹地—在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察的详尽报告》，这部巨著共分四大卷，前两卷是正文与插图照片及附录，第三卷是图版，第四卷是地图。《亚洲腹地》1928年由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与《古代和田》、《塞林底亚》一样，是斯坦因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此外，斯坦因还于1923年将前三次中亚考察间测绘的地图另册出版，称《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一九OO至一九O一年、一九O六至一九O八年、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的中亚探险中测绘的中国突厥斯坦和甘肃地图集》。

　　第四次中亚探险（1930—1931年）1925年，斯坦因又申请进行第四次中亚考察，当时他想申请中英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作为经费，最后未能成功。恰在这时，有雄厚基金的美国哈佛大学在派遣华尔纳进行了两次福格敦煌考察之后，有意聘请已近退休年龄的斯坦因为该校搜集中国西部文物。晚年的斯坦因哈佛大学先邀请斯坦因于1929年底至该校洛维尔研究院做十次关于中亚考察的报告，又为他筹得10万美元的经费，聘他为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荣誉研究员，引诱他为美国进行第四次中亚考察。在斯坦因的坚持下，大英博物院也出了3千英镑。于是，斯坦因代表英美两国的利益，于1930年到1931年进行了第四次中亚考察。

　　由于中华政府的出台的文物保令，及其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等因素，于1931年2月，斯坦因停止了在新疆于阗、若羌一带的盗掘古物活动，经库尔勒返回喀什，并于是年5月底由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边卡出境，无功而返。

　　所有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古物均暂存于当时英国驻喀什领事馆内，后经新疆省政府交涉，移交至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斯坦因离境前将这批古物拍摄成照片，带回英属印度。这些照片及改进玻璃底版现存于英国图书馆东方与印度收藏品部。斯坦因事后在公开场合对第四次中亚考察只字不提，所以这次考察详情至今不为学术界所知。（参见《斯坦因第四次新疆探险档案史料》）

　　最后还应该提到，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结束后，由于心情不好，一头扎在克什米尔的帐篷里，撰写他前三次中亚考察的“辉煌”经历，他写作时用的是在美国哈佛大学洛维尔研究院的讲演稿，该书于1932年完成后，取名《在中亚古道上——在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部三次考察活动简述》，1933年由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这部书共21章，342页，有插图照片147幅，地图一幅。《在中亚古道上》虽然是一部极通俗简单的书，但它一出版便被我国著名敦煌学家向达教授译成中文（中译本名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50多年来，这部中译本对我国学者了解斯坦因的考察及搜集晶、对推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我们联想到，如果有朝一日斯坦因的学术名著如《古代和田》、《塞林底亚》、《亚洲腹地》等能被译成中文出版，那必将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关于斯坦因的论著，请参考王冀青：《斯坦因对东方学研究的贡献——他关于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的研究论著与考察报告详目》，载《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

　　南亚考察斯坦因在居住印度期间对南亚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考察重点是印度河流域、卑路支斯坦和印度西北部的希腊式佛教遗址。

　　西亚考察晚年重点考察西亚，考察课题包括幼发拉底河文明、亚历山大大帝自阿尔拜拉战役至返回巴比伦诸战役的战场及行军路线、罗马帝国与古安息帝国在今伊拉克等地的边境调查。

　　很久以前，阿富汗就是斯坦因梦寐以求的考察地，他为了能去阿富汗考察奋斗了数十年，但由于英阿关系及阿富汗内部问题，他的愿望迟迟未能实现。到1943年，他已81岁高龄，最终由于美国驻喀布尔公使的努力而获准进入阿富汗。他于1943年10月19日到达喀布尔，当时精神很好，但21日不幸着凉，然后发展为支气管炎，24日晚突然中风，1943年10月26日，这位20世纪最大的探险家逝世于美国驻喀布尔公使馆中，也可以说是死于考察的路上，他的遗体就近葬在喀布尔的教墓地。享年81岁。

　　四、对斯坦因的评价斯坦因的一生异乎寻常，他的确将他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他所认定的事业，尽管这事业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密切联系。为了他的事业，他终身未娶，在考察中冻掉几个脚指头也无怨言。他一生节俭走进科学，没有房屋，没有私产，只有书籍和贴着。私人信件”、“工作记录”、“地图资料”等的箱子。他精力过人，终日写作不辍，著作等身，信件多到无法统计。

　　斯坦因在西方学界的地位极高，当代历史学家欧文拉提摩尔（Owen Lattimore）誉之为。他同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但是在我国，斯坦因长期以来多被称为“强盗”，而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却鲜为人提。斯坦因在其中亚考察过程中，从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发掘并劫走大量的珍贵文物，而且由于他的盲目挖掘，使许多原保存在流沙层中的文物毁于—旦，他的这些行为严重地损伤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但我们评价斯坦因，应该一分为二。一方面，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殖义的熏陶，使他不可避免地做了许多违反东方人愿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他的确是一位有创新的大学者，他的许多发现和学说都极有价值。例如他在新疆、甘肃的发现以及他对这些发现物的初步研究都证明了中国文化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以及中国与西方在汉唐之际经丝绸之路进行的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一点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